《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及三编是乾隆、嘉庆皇帝谕令梁诗正、王杰、英和等大学士，将内府及行宫所储于各宫、殿、阁、室的非宗教类的书画，遴其佳者，荟萃成编的著录丛书。它以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书画贮藏地点作为编纂的主要分类方式，其目的是详注分弃诸处，以便检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清宫书画收藏的一个基本库存单。而这个库存单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盛世时期所拥有的重要书画总目。
《石渠宝笈》不仅著录的作品数量宏富，而且著录的内容丰富、翔实，除标示出每件藏品的作者、图名、款识、印章、质地、尺寸外，还录有清帝们的御制诗文以及重要作品的题跋等。同时，著录的作品题材、风格也丰富多样，水墨、重彩、浅降、工笔、写意、白描等多种技法皆有；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并美；山水、花鸟、人物、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数种画科齐现。另外，它著录了来自不同创作群的作品，其中既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及嘉庆诸帝的书画，又有画院里的画工、西洋画家、词臣书画家、宗室书画家，以及居于艺坛主流的文人书画家和不为世人所关注的释道书画家、女书画家等人的作品。因此，它也体现了来自社会不同创作群的审美特征及风格样式。
入编《石渠宝笈》的书画除钤有乾隆或嘉庆内府收藏印记外，有的还有乾隆皇帝的御题签、题诗、题跋等，从中可见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与鉴赏标准。
《石渠宝笈》不仅仅只是著录了清宫所藏书画，而是，这些著录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与鉴赏标准，它其实是一次系统的书画整理、鉴赏与研究的结晶。这一鉴赏主体的认识局限也决定了《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不可能都是精品或真迹，如，在初编中被列为好且真的上等画作元管道升款《丛玉图》《碧琅菴图》以及宋米芾款《岷山图》，其实都是赝品。
但是，这样的瑕疵并不能遮掩此部著录丛书的学术史与艺术史光芒。中国书画著录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此后，私人编撰的主要有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元周密《云烟过眼录》、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官方组织编撰的有宋《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等，但这些著录书在著录藏品数量、规模以及体例的详备等方面，均无法与《石渠宝笈》相媲美。《石渠宝笈》这部基于乾隆、嘉庆朝内府书画的收藏而完成的著录丛书，本身就带有藏量大、精品多的特点，从而它也构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书画谱系。这一谱系对于书画史的书写以及对于书画藏品的鉴定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比如，著录于这部著作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王珣《伯远帖》(摹本)、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展子虔《游春图》、阮郜《阆苑女仙图》、黄筌《写生珍禽图》、董源《潇湘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文徵明《真赏斋图》卷等，无一不是书写中国书画史时绝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品。同样，只要是《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在书画拍卖市场就一定会受到追捧。
另一方面，由于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1900年德、法、日、美等八国联军侵扰北京，1923年皇家存放珍宝的延春阁失火等种种原因，清皇宫旧藏的书画遭受过数次磨难，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些书画的散佚及归处，它们有的分藏在世界各地，有的则已不复存在。无论如何，《石渠宝笈》都是我们今天探寻、研究清宫书画旧藏的最重要依据，它也因此成为清王朝鼎盛时书画收藏的永远记忆。
因此，自民国初年以来，就一直有《石渠宝笈》的各种印刷出版物，既是为着提供人们研究之便，也是为着永久地传留那一份文化记忆。1917年罗振玉编《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目录》石印本刊行，同年，罗振玉编《钦定石渠宝笈三编总录》(据清嘉庆间刻本)影印本刊行；1918年罗振玉辑《钦定石渠宝笈三编总目》影印本刊行，同年，《石渠宝笈》初、续两编共50册石印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微博]出版；1948年《石渠宝笈》续编由开平谭氏区斋据清乾隆间写本影印；1969年，《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并附索引)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1988年，《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全12册)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2001年，《石渠宝笈、钦定石渠宝笈续编、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秘殿珠林、钦定秘殿珠林续编、钦定秘殿珠林三编》(故宫珍本丛刊)由海南出版社出版；2004年，《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全12册)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0年，《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影印本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但，即使这样，《石渠宝笈》的所有出版物都不能不留下一个共同的缺憾，而这一缺憾又是由《石渠宝笈》自身先天决定的，那就是它们都只是一部“文”的书画著录，终归不具有“图”的视觉直观性。
而这一缺憾，就即将被故宫出版社与江西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石渠宝笈全编》(精选配图本)而弥补。该书将择取分藏于国内外各地的《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与《石渠宝笈》的文字著录编辑在一起，将文字的描述与作品的图像进行对接，从而实现了以文释图、以图佐文的统一。而如果说清朝编纂《石渠宝笈》是对清宫所藏书画的一次鉴定与整理，那么，时隔200多年以后，这部《石渠宝笈》(精选配图本)就又是一次对于《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搜寻、比对、鉴定与探研；如果说当年梁诗正、王杰、英和等人是一边品鉴书画原作，一边撰写它们的著录，那么，今天的读者就也可以一边读着这些著录，一边赏析那被著录着的一帧帧图像。“文献”与“图像”的合一，让《石渠宝笈》这部中国古代的书画记忆变得真切起来。
